人们告诉我，为了达成长期目标而拒绝当下的愉悦是一种品德，他们可能是对的。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约束”或“自制”。自制和责任心是一项能用来合理预测一个年轻人未来的特质（或一种应对机制），自制力较差的人最后随波逐流的可能性更大。
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自制力最强、最有韧性的人排除万难——贫穷，学校不好，社区治安差——而在学业和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可能性也最大。只是有一点，这些孩子即使真的能成功，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衰老。根据西北大学和佐治亚大学本周发表的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身体会受到不良影响，其中一点就是他们的细胞将明显地先于年龄老去（在DNA甲基化的基础上）。
与此同时，出身优越的成功人士身上却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他们的成就和健康是相辅相成的。心理学中的“约翰·亨利现象”（John Henryism）是指目标导向性的、追求成功的人在缺乏适当支持和资源的环境中一直毫不停歇地工作，可能会把自己给“作”死——就像那位19世纪的传奇人物约翰·亨利（John Henry）一样，在一个铁路道钉钻孔比赛中，战胜了一台以蒸汽为动力的钻孔机，却在胜利后死于动脉瘤。就算没“作死”，也离“作死”不远了。许多健康研究人员都支持这个观点，包括本次研究的领导人——西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医学教授格里高利·米勒（Gregory Miller）。
在过去数年中，米勒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研究精神压力与身体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制在两者之间的转换作用。而对于拥有强烈上进心，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人，这样的上进心对他们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周一这天，米勒教授的研究小组公布了他们的发现，揭示了上进心对于身体的危害。米勒和于天一（Tianyi Yu），伊迪丝·陈（Edith Chen），吉恩·布洛迪（Gene Brody）将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他们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就弱势群体中的青少年而言，自制力与身体不健康是有关联的。与那些冲动的（没有上进心的）人相比，自制力好的人血压更高，体脂更多，应激激素皮质醇（stress hormone cortisol）水平更高。
“我们讨论的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通常来自于单亲家庭，且唯一的监护人只有高中或更低的学历，他们的家庭都要依靠各种政府救济。”米勒向我解释道，“这些孩子都是从非常非常艰难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心理状态很健康——不过，他们才二十岁出头，身体的细胞看起来却比年龄要衰老许多。”
这种现象涉及到一种观点，即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影响到身体的各项进程，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引发或催化许多疾病。这儿有一个现成的案例，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要从佐治亚州农村地区的496名黑人青少年说起，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来自于贫穷的工薪家庭。从种族，地理环境到社会阶层，这些孩子的成长被各种不利因素包围。在学习成绩方面，他们普遍不如美国其他地方的孩子，还存在种种精神和健康问题，并且犯罪率更高。
但是在这个群体中，却存在着一小拨另类的孩子，研究者称他们“不惧困难，在学校表现出色，心态积极向上，从不作奸犯科，也不胡乱嗑药”。“这一小拨孩子的存在，让所有人都为之兴奋不已。”米勒说，“他们拿了一手烂牌，却打得非常精彩，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是什么心态促使他们成功，而形成这样的心态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作为一名心理学家，米勒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然而兴奋之情并没有让他们忘记，在他们所设想的研究环境中，这些艰难困苦都是不应该存在的，现实状况与理想的实验环境相去甚远，但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身体健康的心理调节机制，又不能（像理科实验一样）用实验室直接创造出实验环境。
同时，弱势群里中那些不另类的、没有超强责任心的人最后并没有成为承受高压的“成功人士”，所以他们的身体也没有受到不良影响。很显然，他们不会因为上进心而身体受损。米勒教授称：“我们的研究表明，自制，和自制所带来的成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事情不如意时，我要做的就是付出更多努力。
我一直坚信我可以让生活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推崇以上观点是“约翰亨利现象”的表现之一，从人数规模来看，至少在弱势群体当中是这样。上个世纪80年代，现已声誉极高的社会流行病学家谢尔曼·詹姆士（Sherman James）在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研究公共政策。在那期间，他开始着手调查该州非裔美国人心脏病和中风多发的原因。他选择的着眼点是“约翰·亨利现象”，这是指非裔美国人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时，态度坚决、渴望成功，“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还要在身后留下一些东西。”
谢尔曼启发了其后数十年的研究，人们开始权衡上进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回报与付出的健康代价之间孰轻孰重。在结束了42年的执教生涯之后（现为杜克大学名誉退休教授，埃默里大学公共健康兼职教授），谢尔曼“惊喜”地发现下一代的科学家又拾起了当年的话题，开始阐述这些健康问题背后的生理学原理，继续研究他当初作为一名学生观察到的现象。
詹姆士告诉我：“一些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健康代价，这是公共政策造成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个案例都体现出来了。一些年轻人爬的是不怎么陡峭的山。而富有的白人孩子则根本不用爬山。”
自我控制所带来的衰老作用
米勒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大西洋月刊》
对詹姆士来说，这里面体现出来的种族和阶层不平等是影响巨大的。这反映出我们的文化把不同的价值强加在外貌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身上，并称之为“种族”。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黑人和白人的睡眠量存在差异，而在拥有高度专业化职业的人群中，这种差异是最大的。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对白人来说能够促进睡眠，而对黑人正相反，有害于睡眠。研究人员在去年的《纽约时报》中写道：“睡眠问题在美国非裔高管之间普遍存在，部分原因在于缺乏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的社会关系、职场歧视和小冲突、高度职业道德所引发的过度警觉，或邻里、家庭关系紧张。
在米勒所研究的细胞衰老和自制之间的关系里，反面观点也是有可能存在的——细胞衰老和身体不健康有可能增强了自制力，而不是自制力导致细胞衰老和身体不健康。虽然米勒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即使你的收入或教育水平只提升了一点，你的衰老速度会变慢，身体也变得更健康。这种反面观点只适用于出身优越的孩子，他们的自制力使身体各方面都变得健康。只有在弱势群体中才存在这样的悖论：自制力让孩子在行为规范、教育和心理方面都能获得好处，却唯独牺牲了健康。
那么他们承受的压力从何而来？人们提出了几个解释，大都归结到生理压力（ physiology of stress）之上。
其中一个解释是向上爬的过程耗尽了精力。要想成功，必得长途跋涉。当你来自于弱势的阶层或种族或地区，你需要比别人克服更多的障碍。你所在的学校很有可能资金短缺，或师资匮乏。你来自于小城镇，没有什么资源和机会，而你的父母每天辛苦劳作，只为解决温饱问题。你没有家庭教师，也不像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能够享受课外资源。所以你要想达到和他们一样的高度，比如大学毕业，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米勒认为这个解释看起来非常合理。
米勒说：“当你和这些孩子对话时，你会发现他们非常专注，并有着非凡的动力。”当你进入到一个竞争性环境时，比如大学，竞争只会变得更加激烈，而这些孩子能做的就是付出双倍的努力去克服困难，变得更加专注而有毅力。无论是遭受社交排挤时，还是在进行体育活动时，甚至在改善饮食方面，他们都会比从前更加努力。他们太专注于获得成功，以至于忽视了生活中的某些乐趣，而那些比他们过得轻松的孩子却能自然地享受到。“另外还有别的研究成果表明，朝着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也是要付出成本的。”米勒说道，“那些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全身心投入的人往往要承受损害健康的风险，我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
另一个解释认为，成为一个群体的“另类”本身就是压力的主要来源。除了承受歧视和排斥，在职场要应对激烈的竞争，回到家还要适应大家庭生活，这两种场合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必须遵守不同的规范，迎合不同的期望。他们不仅要承受本群体的歧视与排斥，还要承受其他高成就群体的歧视与排斥，压力之大无以言表。
米勒说：“虽然这当中还涌现出一些新奇的发现，但大方向已经基本确定了，这使我们能够理解其他研究者所观察到的现象，然后把这些都糅合在一起，渐渐就能勾勒出一个故事。”故事的核心在于归属感。他说：“我们发现如果在研究时只关注那些最弱势的孩子，就会看到那些最健康的，血压、肥胖和细胞衰老方面最没有问题的孩子，往往在学校表现不好，而且不时因为攻击行为或药物滥用而触犯法律。”
这意味着，在最弱势的群体中你必须在拥有一个好身体和做一个好学生之间取舍，两者不可兼得。所以，即便考虑到贫困和教育缺乏也是健康的风险因素，这些随大流的孩子仍然是最健康的。这或许提示我们“永远不要当一个另类”，但这样的提示是没有意义的。
詹姆士说：“我还是认为自制的定义是非常模糊的，多少存在一些疑问。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自制力是有益的，所以要表达‘在某些情形下并不是有益的’这个观点时，需要用委婉的言辞。自制力并没有错，错的是那些极端不公平的环境。”
詹姆士还是一个学生时，就渴望了解这些心脏病背后的原理，而通过这次研究，像米勒教授这样的学者正一步一步揭开它的面纱。“受害者都是殚精竭虑想要成功的年轻人。”詹姆士说道，语气中透着发自肺腑的担忧，一如他在多年前撰写的论文中所表露出来的那样。“这就是我感谢米勒教授的原因，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病。我们口中的这些年轻人，好不容易能有机会追求梦想，却不得不付出健康的代价。所以这样的研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译言网 译者： 上官关关 原作者：James Hamb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