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Whittak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旧金山市磁铁诊所的护理部主任皮埃尔-塞德里克•克劳奇身穿带有他们诊所口号的T恤。该诊所去年进行了9600例H.I.V.检测。...
Max Whittak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旧金山市磁铁诊所的护理部主任皮埃尔-塞德里克•克劳奇身穿带有他们诊所口号的T恤。该诊所去年进行了9600例H.I.V.检测。
拉斐尔不是头一回碰上保险套破了这种事，所以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但三个礼拜后，他在酒吧遇到的那人打电话来说，他“可能接触到了”艾滋病病毒。
43岁的拉斐尔是为人友善的肌肉猛男。他去了一家诊所，过了45分钟得知自己确实被感染了。尽管当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一名顾问立即跟他碰面，并马上为其预约了第二天的医生看诊。
在旧金山市综合医院(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著名的86号H.I.V.病区(Ward 86)，医生给了他五天的药量，又为他开了处方好让他可以买到更多药。因为他暂时赋闲在家，这名大夫将他介绍给了一名顾问，后者帮助他申请了一份公共医疗保险，每年报销3万美元的治疗费。
“他们很帮忙，这让我感到宽慰，”拉斐尔说。出于隐私考量，他与本文其他几位接受采访的男性都坚持仅以姓氏相称。“他们提供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能够全心专注于自己的健康。”
尽管在一夜情的轮盘赌中撞上霉运，但拉斐尔也有幸运之处：他住在旧金山，这是一座扭转了防治艾滋病颓势、堪为其他城市效仿的楷模城市。这里曾经是艾滋病的重灾区，多亏实施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方案，感染率急剧降低，现在这里每年只有几百例新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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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磁铁诊所附近的卡斯特罗街区，人行横道是代表同性恋者的彩虹色。
“我大爱旧金山市的这个模式，”美国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长安东尼·S·福西(Anthony S. Fauci)博士说。“如果坚持目前的做法，我坚信他们一定能成功地终结现在的疫情。我不是说这样就能消除所有的病例——恐怕我们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但大体上消灭疫情是完全可能做到的。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上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对旧金山模式表示了基本的赞同。该机构印发了新的H.I.V.防治指南，呼吁世界其他地区以旧金山为榜样：一旦H.I.V.检测呈阳性，患者就应该尽快开始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不是等到免疫系统功能指标衰退后再治疗；此外，该机构还指出，应该向所有高危人群提供预防性药物。5年前，旧金山市已经率先实践了上面的第一条——“检测即治疗”，2013年又实施了第二条。这又带动了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预约医生的快速通道、跟踪比较麻烦的患者等，拉斐尔正是受益于前者。
这些举措成效惊人。去年，旧金山市仅新增了302例H.I.V.确诊病历，创历史新低。而在疫情最严重的1992年，曾达2332例。
1992年，该市有1641人死于艾滋病。到了去年，只有177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死亡，而且其中大多数实际上是死于心脏病、癌症或其他老年病，旧金山市卫生部H.I.V.预防研究的负责人苏珊·布赫宾德(Susan Buchbinder)博士如是说。
用其他指标衡量，旧金山市同样居于领先地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2012年估计，在所有受到H.I.V.感染的美国人中，只有39%曾到专科医生处就诊，只有30%能坚持服药直至达到“病毒抑制”（此时他们不再具有传染性）。相比之下，在旧金山的居民中，82%的H.I.V.感染者都接受了治疗，72%达到了“病毒抑制”状态。86号病区中的患者要么没有医疗保险，要么依靠公共救济过活，但他们中的抑制率也已达到了84%。
旧金山市具备一些天然的优势：有钱、一贯力挺抗H.I.V.斗争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同性恋人群是一大票仓）、密切合作的医学界。许多抗艾领域的高官都曾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一起学习、培训，并共同完成研究项目。
借助科技繁荣的东风，10年之内，市政厅的财政预算从50亿美元增长到了近90亿美元。对于无法获得联邦或州府医保救助的患者，该市提供了自己的医保计划：健康旧金山(Healthy San Francisco)计划。目前它已足以应对联邦政府AIDS基金的削减。
“我面临的最重要的预算问题始终是：‘按照瑞安·怀特法案（Ryan White，瑞安·怀特是美国抗击艾滋病和消除艾滋病歧视的标志性人物，1990年他去世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最大的针对艾滋病患者及携带者的免费治疗法案——译注）我们应该得到的拨款是不是又被砍了？’ ”市长李孟贤(Edwin M. Lee)在接受采访时说。“2011年以来，我们补上了2000多万美元的资金空缺——几乎没有引发什么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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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塞德里克•克劳奇（左）与杰西•埃勒(Jesse Eller)讨论诊所的PrEP项目，即使用药物来预防H.I.V.感染。
与此同时，金钱也在以一种更为残酷的方式减轻该市的负担：飙升的房租令许多贫困居民不得不离开此地。旧金山三分之二的H.I.V.感染者是白人或亚洲人。而纵观整个美国，63%的感染者是黑人或西裔美国人。与年轻黑人和西裔男性这个疫情增长最快的人口亚群相比，年龄较大、较为富裕、且已经出柜的白人同性恋男性拥有保险的可能性更高，对各种风险了解得也更加充分。
但该市最大的优势之源是愿意先行一步，在C.D.C.和W.H.O.这样的公共卫生机构认可之前，就迅速应用那些在试点项目或临床试验中有效的策略。
1983年，该市开设了第一个艾滋病专用病房。1987年，它试用了第一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ZT（叠氮胸苷）。1992年，它开始向瘾君子们分发洁净的针头。
2010年，该市推行了“检测即治疗(test-and-treat)”策略，只要患者的检测呈阳性即尽快给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2013年，它开始实施预防用药方案，即使用特鲁瓦达（Truvada，一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主要成分为恩去他滨和提诺福韦——译注）为无医保人群免费提供暴露前预防(PrEP)。据估计，该市的男同性恋中有15%正在服用特鲁瓦达。
近期的众多研究显示，每天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者不仅寿命更长，其循环系统中的病毒也极少，即使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传染他人的可能性也很小。
然而，将防治策略转变为立即上药仍然困难重重。该市H.I.V.预防部门的负责人格兰特·科尔法克斯(Grant Colfax)博士遇到了来自医生们的阻力，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药物的副作用太厉害，不适合推行发现后立即治疗的原则；一部分未感到死亡威胁的患者治疗的积极性不高，很可能不好好服药，以致因此产生耐药性病毒株。
社区团体也不高兴。之前许多社团都跟市政签订了利润丰厚的合同，负责分发安全套和宣传抗艾指南。根据该市重新起草的新指南，他们还需要协助进行检测，并提供医疗服务。
“别人指责我们‘对H.I.V.过度医疗化’，’“科尔法克斯博士说。“这让我觉得很有讽刺意味。”新发感染率11年未变过。“我们不能再继续过去的做法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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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琳•安图内斯（左）任职于旧金山市的联动护理团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尽力确保无家可归的H.I.V.感染者坚持服药。
他坚持了下来，并取得了胜利。
为了甄别感染者，该市增强了检测力度，并创建了快速通道（Rapid program），确保受感染者可以尽快得到医生的看诊（如有必要，甚至还报销去医院的出租车费），并帮助他们获得医疗保险。拉斐尔就是该方案的受益者之一。
为拉斐尔诊断的磁铁诊所(Magnet Clinic)去年进行了9600例H.I.V.检测。这家诊所坐落在旧金山市挂满了彩虹旗的同性恋者圣地——卡斯特罗街区(Castro)的中心地带，外观就像一个明快的手机店：候诊区里设有沙发、鲜花、迪斯科音乐和“无尽耽溺姐妹”（Sisters of Perpetual Indulgence，一个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剧团——译注）的照片。在检查台上方，还悬挂着一些带有微笑表情的阴茎玩具。
“我们不想让人觉得这里像是牢房，”护理部主任皮埃尔-塞德里克·克劳奇(Pierre-Cedric Crouch)身着诊所标志性的“不责备/不羞愧(No Blame/No Shame)”T恤说道。“我们这里不做评判。你走进来说你跟20个男人上过床，而且从不知安全套为何物，我们也不会责难你。我们只提供帮助。”
磁铁诊所的社工会动员患者参加保险，如果他们已经参保，则会争取确保它可以报销他们的所需开销。
福利经理杰恩·加利亚诺(Jayne Gagliano)说自己经常需要向外州的保险公司解释使用特鲁瓦达预防H.I.V.感染实际上已经经过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审批。
“支离破碎的美国保险体制是我们最大的障碍之一，”旧金山市综合医院H.I.V.部门的负责人黛安娜·V·哈夫利尔(Diane V. Havlir)博士说道，她曾目睹一些患者因为医保报销问题而被迫停药。
卡斯特罗区的东面是田德隆，一个充斥着单身公寓旅馆、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酒类专卖店的可怕街区。这个城市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无家可归者是同性恋者或变性人，其中许多人都生活在这里。有的人用性来交换毒品或落脚地，结果感染了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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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妮•斯普林克尔(Connie Sprinkle)自1985年以来一直呈H.I.V.阳性，此时她在旧金山市综合医院的86号病房中接受体检。86号病房的患者要么没有医保，要么依靠公共救济过活，但其H.I.V.抑制率已达到84%。
四年前，旧金山市创建了联动护理团队（Linkage into Care teams，简称Lincs）来追踪这类患者。
2012-13年间，Lincs的“领航员”对315名失踪的H.I.V.患者展开了搜寻，并将其中116人纳入了医护项目，其余的人要么是没找到，要么是已经死亡或被关进了监狱，也有的拒绝接受帮助。“领航员”们给患者们打电话、发短信、看望他们，甚至陪他们去看医生。
在Lincs的患者中有约73%坚持了治疗，且达到病毒抑制状态的可能性是出于类似状况的非Lincs患者的两倍。
不久前的一天，Lincs的一名“领航员”埃琳·安图内斯(Erin Antunez)在当天的工作主要围绕着三个人展开：一名当天上午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年轻男子，一个住在市场街旅馆里的瘾君子，还有一个是生活在曾经的AIDS安养院的一位36岁母亲。
那个刑满释放人员“不是什么大问题”，安图内斯女士说。他经常领取药物，而且还预约在当天下午接受诊疗。
瘾君子经常玩失踪。前一阵子他还发短信问她：“在哪儿做脓肿引流可以不用忍受那些麻烦的繁文缛节？”她给他发了若干消息，但之后就杳无回音了。
安图内斯女士说：“我的工作有很多时候都像是在玩《沃尔多在哪里？》（‘Where’s Waldo?’，由英国插画家Martin Handford创作的一套儿童书籍，读者需要在人山人海的图片中找出沃尔多——译注）”
这一天，她首先前往某住宅区一家名为Maitri 临终关怀中心(Maitri Hospice)的安养院。网站介绍其创办者“原先是个吸毒成瘾的男扮女装者，后来成为禅宗大师”。安养院里装饰着佛像和纸鹤，还设有独立的吸烟门廊以供吸烟和医用大麻。
她要探视的这位年轻母亲并无性命之忧，不过之前熬过了两种不同的AIDS相关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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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斯坦利(Jake Stanley)在磁铁诊所接受性传播疾病(S.T.D.)检测。
更确切地说，她“只是需要从她住处的甲基苯丙胺狂欢节中脱身，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她只能随便找张空沙发睡觉，完全忽略了吃药这件事。
她今天穿上了绿松石色的背心和印花短裤，还戴了一顶白色的Tilley帽子，正等着乘坐城市公交车前往86号病区。
安图内斯女士问起她的新纹身。她很害羞，一直看着手机，喃喃地述说着孩子般天真的答案，直到她误以为记者是来评估安图内斯女士工作的主管，一下子跳了起来，为她辩护道：“埃琳很棒！你看得出来有些人其实并不心甘情愿想跟你扯上关系。但她来敲我的门，打电话给我，我们还一起玩电话捉迷藏的游戏。”
然而，安图内斯女士下午要拜访的客户却没待在唐纳利酒店(Donnelly Hotel)他的房间里。她大声地敲他的房门，怕他是昏过去了。
酒店经理说他“向所有人展示他身上的脓肿”，然后就走了。
安图内斯女士很担心他会自己去挑脓肿，于是她利用Lincs的权限访问了数个数据库，查看了公共门诊的所有就诊者和已安排好的所有H.I.V.检测。
结果显示，她负责的那个刑满释放者和瘾君子在那天下午都接受过医生诊查。“好极了！”她挥舞着拳头喊道，在椅子上手舞足蹈。“真是顺利的一天”。
2013年，就在F.D.A.批准使用特鲁瓦达预防H.I.V.感染后不久，旧金山市开始向整个高危人群提供这种药物。有些男同性恋者管服用了特鲁瓦达就不使用安全套的人叫“特鲁瓦达男娼(Truvada wh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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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号病房的候诊室提供有关H.I.V.的文献和免费的安全套。
凯萨医疗机构(Kaiser)也是最早提供预防药物的组织之一，其H.I.V.部门的负责人布拉德利·C·黑尔(Bradley C. Hare)博士说：抵触情绪基本已经消退了。他将首先尝试预防药物者“比作在苹果零售店外面彻夜排队等着买最新款iPhone手机的人”。如今，“第二次浪潮”已经出现，他说。“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教育，现在他们终于意识到：‘我的朋友正在使用它，既然我们总是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 ”
在卡斯特罗区颇受欢迎的医生莉莎·卡帕尔迪尼(Lisa Capaldini)博士说自己对预防药的态度“仍摇摆不定”。因为很多人服用预防药后就不使用安全套了，她认为“这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给了梅毒和淋病可趁之机。所以如果我有一个18岁的同性恋儿子，我会对他说：‘我宁愿你使用安全套’。”
卫生部的布赫宾德博士表示了不同意见，她说：“因为担心患者会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就拒绝对其应用预防药，就像治疗高胆固醇症的同行因为怕患者有了他汀类药物后会使劲吃冰淇淋而不肯给他们开药一样。”
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Kaiser的前657名接受预防药物的患者，发现他们的安全套使用率确有下降，且更容易患上性病——但两年内这些人中无一感染H.I.V.。
斯蒂芬(Stephen)是一个24岁的芝加哥小伙子，身型单薄，说话轻声细语，他刚刚开始用特鲁瓦达。他不得不推迟一年用药是因为他需要先找到一份带医疗保险的工作。之前，他的保险附带在他父母的保单上，他生怕他们会发现特鲁瓦达的处方。他的父母都是保守的天主教徒，知道他是同性恋后非常不满。“我的父亲甚至给我钱让我去招妓，”他摇着头说。
斯蒂芬第一次听说这种药是在他所在的天主教学院的同性恋学生社团里。“我的朋友说，这种药是给那些超级放荡、做爱不戴套或者一有机会就钻进小黑屋做爱的人用的，”他说。“我一点儿也不想跟它扯上关系。”
但现在他知道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是应该毫不犹豫照单全收的东西。”
如果他从小在旧金山长大，很可能早就明白了这一点。如今，围绕预防药物的讨论是公立学校九年级性教育课程的必修内容。
旧金山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控制并缩小了疫情，还在于它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着这里的同性恋者对性行为的心态。长期以来，美国的同性恋者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如今，这种恐惧正在逐渐消散。
就拿布拉德利和保罗(Paul)这一对前往磁铁诊所接受淋病检测的恋人来说吧。保罗现年53岁，是个面色红润、皮肤黝黑的夏威夷人，自称“大恐龙”。他说自己大概在十几岁时就感染了H.I.V.。很多朋友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我居然还活着，这简直太好了，”他说。
布拉德利来自亚特兰大，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名年轻20来岁的在读预科学校的运动员；他未受感染。保罗解释道，因为他自己在服用三联制剂Complera，而布拉德利在接受特鲁瓦达，所以他们在一起感觉很安全。
“是预防药改变了一切，”他说。“布拉德利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在使用它的人。他说自己宁愿选择一个检测不出病毒载量的人，也不要跟一个自称‘哦，我猜我应该还没被感染’的人在一起。这让我心态积极，不会感觉自己像一个社会弃儿。”
“现在还能活蹦乱跳地看着年轻一辈重温我们的经历，感觉真不赖，”他补充道。“我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有什么需要害怕。到了90年代，人们满心恐惧。现在，年轻人又可以无所畏惧地安心长大了。”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5年10月6日。
纽约时报 DONALD G. McNEIL Jr 翻译：任扶摇